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大成果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支撑，治理难题待解？

<今日股票行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大成果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支撑，治理难题待解？

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体制、机制到制度，面临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尝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改革开放取得的重大成果，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制度支撑。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聚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惊涛骇浪的历史变革期，如何维系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市场与政府作用，更科学有效的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要求的科学决策，成了悬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治理难题”。

既往对于效率和有效治理的联系，通常通过政治经济学之类的政治哲学的文字表述来阐释。但是如何用社会科学本身的“可重复、可检验”的标准来探索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执政，这一直是一个现实决策情况中，久为诟病的缺乏方法论的客观事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是真的需要落实科学行政，毕竟政治哲学这类“空口言”只擅长解决纸面问题，要用一个“大而化之”的政治理论亦或者经济哲学来指导实践，估计很难及时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实需要，所以如何形成一个科学决策机制为为重要，这就引出了科斯的“思想市场”概念。

一、中国需要建设开放的“思想市场”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惊人成绩，包括经济开放之初中共领导人的“顺势而为”与来自民间充满生命力的“边缘革命”(也就是自下而上推动的改革)，经济成就本身值得肯定。如果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老制度经济学鼓舞了中国的革命走向“成功”，那么科斯所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是中国的改革走向成功的当然指导之一。早在1974年科斯的一篇名为《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的论文中，希望开创一种开放的思想市场概念。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追求实事求是。可以说，“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允许探索与争鸣很重要，而知识、技术、管理这些要素，就是属于思想类的助力经济建设的层面。

首先，通过思想市场碰撞达成效率共识。关于思想市场的论述认为：思想决定了人类行为和社会文化的演化形态，而思想又可以被外界力量所塑造和改变。理论、观念、信仰和对世界的认知通过书本、媒体、课堂等各种载体传播、交换，被人们广泛接受，形成了思想市场。观点可以相互竞争，但持不同观点者是不需要互相杀戮的。科斯认为：“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他指出，“中国现在需要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它是偏狭与自负的最好的解毒药，有助于培育宽容开放的社会”。如果政府试图管制思想市场，要么动机不良，要么根本无效，因而即使政府实现了预期的管制目标，也并不受人们欢迎。即使思想市场的管制者本身是知识分子(作为“思想生产者”)，也于事无补。经济学上的解释是自利和自尊往往使那些来自知识分子的思想市场管制者“夸大他本人所在市场中的重要性”，更容易自以为除了他们自己别人都应该受到管制”。

思想市场的开放，其实意味着对于语言、文字本身的管理的现代化。当前世界所有主流国家都是政治性国家，当然存在一些政府管理方面对于思想上的管理和控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大成果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支撑，治理难题待解？，无关社会制度、无关发展水平。各行为主体之间，基于利益不同和价值观不同存在争议理所当然，所以理应进行适当包容的不同观点的思辨过程、允许争议。本身一个事情的对错好坏，都是基于自身判断所形成的。传统的认识中，因为资源不足和权力导向，所以变成了“长官意志决定论”。基于不同事情的决策，公共决策信专家还是信政治家，就应该允许各方对其观点进行公开辩论阐释，多方思辨过程中，会带来多个视角的全新方案，会使决策试行过程中更加顺畅。比如，在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很多城中村的拆迁本身助益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拆迁户自身通过拆迁赔偿和房产代偿等形式都获得了较多收益。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城建本身带来的利益逐渐缩小，之前依附于“财政蛋糕”的开发商固定赔偿方案的强拆行为，逐渐转为开发商与居民的商业谈判行为。可见，允许表达利益诉求本身，也是市场经济行为中基于思想市场的一种进步。

其次，打开决策盲盒，允许社会实验。“思想市场”与“商品市场”有着显著的区别。思想市场更多的是一种基于现实问题的公共决策机制。允许利益相关方的代表都上谈判桌。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新中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真理可以一劳永逸地赢得胜利，也没有权威作为真理的垄断者。由于人类自身易于犯错误，而且求知过程中人类的无知不可避免，开放思想市场才成为最能够帮助人类接近真理的工具。基于客观决策主体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本身，需要有一套重复检验决策科学性的方法论。正如自然科学自身的定义是可重复、可检验。社会科学的诸多条件变化（执政长官意志、法治环境因素、基层落实水平等）往往难以实现决策的可追溯性，就更罔论科学行政和政府有为。将决策过程，决策方法，决策依据，统统从决策黑箱中搬出来，允许相关利益方对其进行讨论，从而构建一个相对完善的妥协机制。条件限制，科技改变和管理惯性，都会引发不同决策的科学性限制，意见吸取和有效讨论对于执政科学蔚为重要。

最显而易见的法律和行政管理上的滞后性，会带来极大的社会矛盾及发展限制。就比如，实行绝对“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是基于之前粮食紧缺的极端现实情况，并通过宪法和行政手段法制化对公民生育权进行限制和惩罚机制设置。后面在基层落地中，异化成事实上的地方口袋的“人头税”，成为基于人口生育的能够落到地方财政口袋的惩罚性罚款。因为相关计划生育的决策盲盒无法敞开，亦无法构成思想市场讨论，从而使得其从一个短期政策，逐步制度化，法律化，严重限制了中国迈入工业化时代的消费人口发展和劳动力人口结构调整。对于决策本身科学性的理解应该随着时代进行相应决策窗口的敞开，这也是思想市场的建设本质。思想市场建设本身，能够基于不同时间不同要素的变化完成行政体系改革和管理制度的现代化，降低决策成本和交易成本，实现覆盖社会经济的诸多层面的有效治理。

第三，以“思想市场”促进经济改革深化。“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在与无知和偏执的无尽无限的斗争中，真理才会展现其面目;并且，没有真理可以一劳永逸地赢得胜利，也没有权威能够作为真理的决策者。”在我们这个重视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似乎一提到思想，那就归于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只讲“思想阵地”，绝无“思想市场”之说。其实是一种政治权力斗争哲学在思想层面的泛化。真理不是填上掉下来的，是摸着石头走出来的。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伟大领导同志，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更正认识，不断锐意改革，才符合马克思经典作家阐释的“事务发展是螺旋上升”的变革观念。科斯指出的：“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可持续性”。这种想法同我们的现行政策，几乎完全一致。在科斯认为：在商品交换市场中，任何一个人都能向其他人出售商品;而在思想市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对其他一部分人产生影响，他们只占到总人口中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却非常重要。科斯指出：中国缺乏这样的思想市场，不过未来会出现;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政策将会受益于思想的讨论，并产生巨大的变化。不过，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思想市场在我国虽然缺乏，但不是没有。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集到创新发展上来”。科斯“思想市场”的主要内容，对于思想市场推动中国经济制度变革，尤其是产权领域已有成果。诸如：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发展技术市场，健全技术转移机制”。目前来看，思想市场也存在局限性。“思想市场”概念不像商品市场那样，拥有商品、价格、需求、供给等可以清晰定义的要素。

二、“思想市场”建设和市场环境治理

科斯教授是新制度经济学鼻祖、产权理论奠基人，其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影响深远。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制度其实就是以制度建设推动社会交易成本减低，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区域贸易陷入保守主义，关税壁垒和贸易战频出。与之相对应的宏观经济中消费、投资出口，作为以往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陷入了增长疲惫的动力可持续性不够的状态。如何寻找下一步的经济增长动力，就需要更多依赖科技创新和思想市场的打开，重新审视生产力与社会关系。形成新的与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与法治结构、与市场体系相适应的社会秩序结构，依托自由氛围的具有思辨精神的科学创新。

首先，知识分子对于思想市场的独立积极融入。学术主体作为市场公众和政府之间的桥梁，处于一个社会环境的共同体制中。形成一种相互依存和互动关系。思想的现实影响力往往取决于社会潮流的发展趋势，独立的学术研究氛围、良好的自由讨论环境对于思想市场的建设至关重要。学术理论的生产和传播不仅由市场规律所决定，还受到权力关系，特别是学术体系内部权力关系的支配。从民间智库和公众思想中汲取财富在商品市场和政治市场的间隙中。亟需在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中，引导体制内外的有序互动，不设禁区且互相宽容地讨论、争辩这些问题，从而形成民间江湖与政府庙堂之间的沟通交流机制。诸如各类政府主导的企业家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座谈会等机制，都是一种思想市场的有益创新。具备批判思想、愿意挑战权威，而又宽容、虚怀若谷的公众，是自由思想市场发展的沃土。

在现代经济体中，许多市场是非常复杂的，其所需要的规章制度是需要由政府制定的，而不是可以轻易地自发产生的。应该将市场经济视为一种类似人体的有机体系，有不同的组成部分。但所有这些部分都是以复杂的方式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思想市场上的人，作为其中的内容生产主体，有其内在的独立性，也有其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形成思想市场的条件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一个社会并不是免于行政外力的限制就能够形成充满活力和有效的思想市场。在思想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被接受)和再传播的过程中，每一步都可能充满对于观念和信息的扭曲，这些扭曲既可能来自于思想的生产者，也可能来自于其消费者。基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分工和权力机制的系统结构运行，中国的知识型生产结构在思想市场上有了一个创新的人才基础。思想市场既是科学决策的政策市场，也是破除腐败、改革效率、防止权利滥用的生产要素市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维模式，没有纳入到中国古代政治决策的政治惯性中，在现代社会这种认识的禁锢能否破冰，还需知识分子们碌力同心。

其次，通过“思想思辨”接触“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中国的改革和市场化是从解放思想、开放思想市场开始的，其命运也取决于思想市场的发展。自由思想市场的一大显著优势，在于它与多元文化和政治体制的广泛兼容性。……思想市场并不会给任何社会强加一个统一的政治体制，因此带来了宽容，培育了多样性，促进了试验和创新，增强了社会的韧性。基于案例研究抽象出一般概念和理论的研究。周其仁先生曾论述：“中国下一步，因为劳动力成本在提高，一定要走提高生产率这条路线。生产率要提高就要有想法。什么叫创新？创新不是仅仅限于一个领域，而是社会氛围的产物，让人们百无禁忌的往一切方向去探索，这个情况下才会有好主意，好主意可能变成商业运作，改变整个产业面目，改变人们的生活效率，然后把经济提高到一个新平台。”科斯认为中国下一步要走生产率主导的提升路线，不是靠低成本优势在全球立足。提出思想市场非常重要，要有活跃的想法。如果这方面的管制不当，对中国的下一步发展会有严重的障碍。

现代市场经济的两大标准：一是要有大量独立自主的个体，二是要有较好的个人基本权利保护，尤其是私人产权保护。如果考虑到这两条，我国肯定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而且过早肯定中国属于市场经济，不利于我国的深化改革。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推动新发展格局构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支撑与内在发展要求。比较而言，商品市场是最实在的，政治市场是最有力的，而思想市场也许是最根本的。因为，人的社会性构成了人的最本质和最基本的需求，就是自由的交往和交流，而对人的惩罚，如放逐和监禁等，说到底，就是对其自由交往和交流的限制和剥夺。正如王宁先生在其与科斯先生专著《变革中国》中所提及的那样: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政府在引进外资和搞基本建设上的成功和高效率，更会使其不断地自我膨胀，进而形成无所不能、无所不为的行为方式，必然会走向反面。

第三，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融入“思想市场”管理。在目前的统一大市场建设中，我国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的一体化程度相对较高，而要素市场建设特别是要素市场和资源市场的联通仍相对滞后。思想市场是一种生产要素市场，“在思想市场里，知识能得到开拓、分享、积累和应用。新企业成立的速度、新产品开发的速度和新行业创立的速度，都依赖于一个思想市场的运作”，“商品市场长久健康的发展，取决于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管制需要花代价，允许市场、产业、产权发挥作用也要有代价，就是比哪个代价低，两害相权取其轻，决定了人们的制度选择。科斯讲了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但没有讲到政治市场（按照布坎南的公共选择和宪政经济学理论，民主政治过程中的契约关系和交易行为就是一种政治市场，而在专制体制中，奉行的是强权、暴力和恐怖手段）。

一般而言，全国统一大市场由四个部分组成，即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要素市场和资源市场。要了解要素市场，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生产要素。在经济统计上，什么能够带来价值增值，就是生产要素。就像我们熟知的劳动、土地、技术、资本、管理，都属于传统要素的理解范畴。后续我们又创新的增加了数据要素的概念，其实也是强化了信息知识在未来科技中的有序作用。通过数据要素的大数据整合和相应资源的自优化配置能够相对客观和科学的实现，生产的最大化也就是社会机制上的市场效率最优。这也是我们为何要打通生产、流通环节，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难点。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演绎推理的方法也是“思想市场”概念之所以科学的关键。基于社会常识和逻辑推导形成的中国本土实践所检验的并由此建构概念和理论，得出一些普遍的经济学规律和定理，也属于后一种意义上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但是，改革越是向深水区推进就越充满挑战，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仍面临一些难题，例如要素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尤其是需要尽快实现要素市场和资源市场的高效联通。开放的思想市场是通过公开竞争就能出清的，通过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推动市场高效联通发展以及加速京津冀、成渝等区域市场整合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解决低效率的区域竞争会造成巨额财政投资浪费（重复投资和缺乏规模效应等）问题。

三、“思想市场”市场化、法制化建设

开放、宽容的思想市场，是重启改革议程和完善、创新中国政治、经济理论的前提，是一服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思想市场，错误的概念、理论就难以被发现并得到纠正，科斯说的“弊端和险象”就会越积越多。

首先，思想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共性。科斯有一篇论文其题目是《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挑战了美国主流社会这样的一个悖论：思想市场是高尚人士从事的活动，应该有足够的自由，商品活动等而下之，里面充满了卑劣的利益诉求，所以恰当的给予管制是应该的甚至是必要的。科斯用市场经济来类比理解思想的生产和消费，在这个市场中的供给方，无疑是通过各种媒介进行写作和创作并试图影响和引导大众认识的思想生产者，比如学者、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等，而消费者则是思想生产者所提供的作品和观念的受众。同理，思想市场概念也可以推广到政治世界，集中于政客、公众之间的政策互动关系。中国的学者派别较多，观点或者派系上也存在相互交叠，比如有新左派、自由派、儒宪派、文化保守派等等，其实也很难进行学派观点管制。

思想市场由很多个人想法推动，很多人发表的言论不管是怎么声明为了全人类和全社会，实际上是表达他个人的想法，跟一个商品者要表达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同，在道德上没有高下之分。这两个市场里既有需要管制的内容排污权交易市场理论与实践，也有需要减少管制的可能。到底是什么领域要加管制什么领域要减少管制，科斯一贯的立场是依成本而定。管制者一般都想做些好事，虽然往往力有不逮或受某些利益集团的影响，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是与我们一样的人，最强烈的动机并非是最高尚的。总结而论，管制需要花代价，允许市场、产业、产权发挥作用也要有代价，就是比哪个代价低，两害相权取其轻，决定了人们的制度选择。

其次，思想市场深受法治环境影响。政府是受制于分权制衡的，要维护个人自由。中国很早就存在对于国家大政经济方针进行讨论的幕僚制度，这也属于一个是摆脱危机的出路。古代中华帝国的传统就是这样的：国师席地而坐，侃侃而谈；皇帝是侧面站立，洗耳恭听。对全社会和统治集团都是有利的决策思辨机制，但是局限于封建制度的庙堂之中。当政治强权和金钱资本权力结合，共同围剿思想市场时，思想市场的命运是很悲惨的。在现代化的中国，能否建立有效沟通机制吸纳到体系内的思想市场，需要得到法治社会的保护，进而形成思想市场的商品建设和思想市场的服务驱动，这是一个基于科学行政或者科学决策方面市场建设的难题，这也许是一种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艺术。

大众评估不同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观点，要比在产品市场上在不同种类的实物之间选择会做得更好。思想市场建设更多的是依据法治体系和人文社会环境中的思想包容，“钱学森之问”本身就是中国思想市场缺乏创新整合。顶尖精英大学的权威学者，也逐步形成对于思想生产的垄断，学术生产的精英化、小众化、科层化都决定了学术研究难以成为完全竞争市场。开放思想市场后，大众对有关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思想和一般言论的评估一般比较全面，就赋予了创新的合法性。这恰恰说明，思想市场的开放和竞争本身就能达到优胜劣汰的目的，原则上不需要政府管制。

第三，思想市场与中国的改革。我们的经济改革走在前面，经济领域的自由度比较大，但在法律、政治方面的改革相对滞后。像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描述的，科学范式的创新很难是渐进的，往往是颠覆性的革故鼎新。在这种偏差的情况下，中国需要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由于政府始终保持着对改革的控制，当经济形势和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后，政府面临的矛盾和压力也会发生变化，如果出现利益结构变动，对改革的态度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从容忍、接纳、支持到某种程度的限制，甚至打压。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的掌控和金钱的奴役就会深入思想市场内部造成思想“异化”，整个改革就会发生某些停滞、扭曲和倒退。所以尽可能保持思想市场开放是一种必要选择。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威胁社会稳定。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可持续性。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这能使中国复兴和文化创新。健康的思想市场，还能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思想市场引发的“边缘革命”，包括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个体经济，以及经济特区等制度，带动了整个国家的变革。对于科斯而言，无论市场也好，民主也罢，又或者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他们固有的价值是否值得追求，完全取决于它们在促进人类幸福或者物质财富的增长时，是否可以降低管理“成本”。

总结：我国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转型，政治体制改革、现代化文化建设等战略调整。科斯的“思想市场”理念基于宽容、不争论的实践主义、不断学习的心态和试验性改革、讲究效果的实用主义，以及一个没有利益倾向而大度无私的政府基础上，推动改革的进程。只有有了思想市场，才能有利于人们去辨别哪种政治制度，可以降低市场运行成本，也只有有了思想市场，才不会对任何政治制度产生悲观或者乐观主义的极端情绪。需要在法治的环境下推进，适用哈耶克所提倡的“法律下的自由”原则。世界一体化的外部环境也使得，拒绝创新改革的这种倒退思潮本身就意味着自取灭亡。重视科斯所提出的“中国思想市场缺乏论”，一个开放、自由、公平的思想市场建设，也就显得颇为迫切了。